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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新轴心时代与中华文化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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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10 19: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汤一介:新轴心时代与中华文化定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并不一定会消除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在某些情况不还有可能加剧不同文化传统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因此,关于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存的讨论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是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而引向和平,还是因文化的隔离和霸权而导致战争,将影响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命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殖民体系的相继瓦解,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也逐渐随之消退,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文化上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目前,世界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两股不同方向的有害潮流:某些西方国家的理论家从维护自身利益或传统习惯出发,企图把反映他们继续统治世界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仍然在坚持“西方中心论”;与此同时,某些取得独立或复兴的民族和国家,抱着珍视自身文化的情怀,形成一种返本寻根、固守本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的回归民族文化传统的部落主义。如何使这两股相悖的潮流不致发展成大规模的对抗,并得以消解,实是当前必须引起重视的一大问题。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又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必须是以承认和接受多元文化为前提,必须充分理解和尊重人类各种文明,以及各民族、各群体,甚至每个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必须是以承认和接受多少世纪以来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和互相影响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进程为前提,批判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狭隘心理。人们应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观察当前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多元的新格局。

    德国哲学家雅斯伯思(Karl Jaspers,1883—1969)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而且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雅斯伯思《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4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对二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一次新的飞跃。据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各民族、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会要求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因而经济全球化将有利于使文化多元的发展。从今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看,将会出现一个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发展的新局面。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发展很可能形成若干个重要的文化区:欧美文化区、东亚文化区、南亚文化区和中东与北非文化区(伊斯兰文化区),以及以色列和散在各地的犹太文化等等。这几种大的文化潮流将会成为主要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动力。这新的“轴心时代”的文化发展与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那个“轴心时代”会有很大的不同。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三点不同:(1)在这个新的“轴心时代”,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联成一片,因而世界文化发展的状况将不是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各种文化将由其吸收他种文化的某些因素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能力决定其对人类文化贡献的大小。原先的“轴心时代”的几种文化在初创时虽无互相间的影响,但在其后的两千多年中,却都在不断的吸收其他文化,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说到西方文化的发展,他说: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

    到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又曾吸收过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欧洲文化发展到今天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它能不断的吸收不同文化的某些因素,使自己的文化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同样中国文化也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得到发展的。众所周知,在历史上,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文化诸多方面的发展。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并由中国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而且在朝鲜和日本又与当地文化结合而形成有特色的佛教。近代中国文化又在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下,不断地吸收西方文化,更新自己的文化。回顾百多年来,西方文化的各种流派都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或仍然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改变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面貌。显然,正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相影响构成了今日人类社会的文化宝库。新的“轴心时代”的各种文化必将是沿着这种已经形成的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相吸收的势态向前发展。因此,各种文化必将是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得到发展的。(2)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将会成为二十一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由于世界联成一片,每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因此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会大大地发展起来。每种文化对自身文化的了解都会有局限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从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看,也就是说从“他者”看,也许会更全面的认识这种文化的特点。因而当前跨文化研究已成为文化研究的热门。以“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为核心,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的文化逐渐为中外广大学术界所接受,并为文化的多元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各个学科之间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今日的科学已大大不同于西方十八世纪那时的情况了,当前科学已打破原先的分科状况,发展出许多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但正因为如此,原来的学科划分越来越模糊了,本来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化学就是化学,现在既有物理化学,又有化学物理学,在自然科学之间原有的界限被打破了。不仅如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界限也正在被打破。因此就目前情况看,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学科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互相渗透的情况。我们可以预见,在二十一世纪哪种传统文化最能自觉地推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和整合,它将会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二十一世纪的“轴心时代”将是一个多元对话的世纪,是一个学科之间互相渗透的世界,这大大不同于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那个“轴心时代”了。(3)新的“轴心时代”的文化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百年前后那样由少数几个伟大思想家来主导,而将是由众多的思想群体来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正因为当今的社会发展比古代快得多,思想的更替日新月异,并且是在各种文化和各个学科互相影响中发展着,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面,因此就没有可能出现“独来独往”的大思想家。在西方,一二百年来各种思潮不断变换,其各领风骚最多也就是几十年,到目前为止看不出有那种思想能把西方流行的众多派别整合起来。在中国,百多年来基本上是处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是在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过程中,可以遇见的是,在中国必将出现一个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和文化多元的新格局。我们可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各种学说、各种流派如潮水一般涌人中国,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处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之中,我们还没有能如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宋明理学那样,在充分吸收西方文化基础上形成现代的新的中国文化。但在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分野越来越明显,逐渐形成了若干学术群体。展望二十一世纪,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出现适应中国现代社会要求的学术派别,但大概也不会产生一统天下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说,无论中外,由于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不断变换,大概都不可能出现像柏拉图、孔子、释迦牟尼等等那样代表着一种文化传统的伟大思想家。那种企图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众多的思想群体的合力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多元文化所要求的。以上三点只是可以见到的几点,很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新的“轴心时代”不同于前一个“轴心时代”的特点,这是需要大家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中华文化是当今人类社会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而此“一元”中实又包含着“多元”),在这经济全球化的新的“轴心时代”,在二十一世纪文化多元并存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给中华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我们应该看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任何学说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也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

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决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满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是正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

    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和其他文化(其他哲学)一样,她既有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有价值资源的方面,又有不适应(甚至阻碍)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方面,我们不能认为中华文化可以是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方。因此,中华文化应该在和其他各种文化的交往中,取长补短、吸取营养,充实和更新自身,以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人们常说,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在二十一世纪如果要实现“和平共处”,就要求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而大之就是要求解决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儒家的“仁学”思想和道家的“无为”思想大概可以为这方面提供某些有价值的资源。人类社会要共同持续“发展”,就不仅要求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求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儒家的“天人合一”和道家的“崇尚自然”也许能为这方面提供某些有价值的资源。

    儒家的创始者孔子提出“仁学”的思想,他的学生樊迟问“仁”,他回答说:“爱人”。这种“爱人”的思想根据什么而有呢?《中庸》引孔子的话:“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爱人”作为人的基本品德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爱自己亲人出发。但是为“仁”不能停止于此,而必须“推己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作到“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得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如果要把“仁”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对“克己复礼”的解释往往把“克己”与“复礼”解释为平行的两个相对的方面,我认为这不是对“克己复礼”的最好的解释。所谓“克己复礼曰仁”是说,只有在“克己”的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作“仁”。“仁”是人自身内在的品德(“爱,仁也。”“爱生于性”);“礼”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制度,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相处,“礼之用,和为贵”。要人们遵守礼仪制度必须是自觉的,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对“仁”与“礼”的关系,孔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有了求“仁”的自觉要求,并把它实现于日常社会生活之中,这样社会就和谐安宁了,“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种把“求仁”(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为基础的思想实践于日用伦常之中,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了”。“极高明”要求我们寻求哲学思想上的终极理念(仁),“道中庸”要求我们把它实现于日常生活之中,而“极高明”与“道中庸”是不能分为两截的。如果说,孔子的“仁学”充分地讨论了“仁”与“人”的关系,那么孟子就更加注意论述了“仁”与“天”的关系,如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曰:“侧隐之心,仁也。”《告子》上)而朱烹说得更明白:仁者,“在天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也。”(《朱子文集》卷六七)“天心”本“仁”,“人心”也不能不“仁”,“人心”和“天心”是贯通的,因而儒家“仁”的学说实是建立在道德形上学之上的,故《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孔子儒家的这套“仁学”理论虽不能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部问题,但它作为一种建立在道德形上学之上的“律己”的道德要求,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准则,能使人们和谐相处无疑有其一定的意义。

    道家创始者老子的“无为”思想或者从另一个方面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可以作出有意义的贡献。今日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种种纷争,大多是由于追求权力和金钱引起的。那些强国为了私利,扩张自己的势力、掠夺弱国的资源,正是世界混乱无序的根源。老子提倡的作为“无为”基本内容的“不争”、“寡欲”,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不要去夺取那些不应该属于你的,不要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损害他人。《老子》第五十七章中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在一个国家中,对老百姓干涉越多,社会越难安宁;在国与国之间对别国干涉越多,世界必然越混乱。在一个国家中,统治者越要控制老百姓的言行,社会就越难走上正轨;大国强国动不动用武力或武力相威协,世界越是动荡不安和无序。在一个国家中,统治者没完没了地折腾老百姓,老百姓的生活就更加困难和穷苦;大国强国以帮助弱国小国之名行其掠夺之实,弱国小国就越加贫穷。在一个国家中,统治者贪得无厌的欲望越大,贪污腐化必大盛行,社会风气就会奢华腐败;发达国家以越来越大的欲望争夺财富,世界就会成为一个无道德的社会。据此,我认为“无为”也许对一个国家内部的统治者和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领袖们是一付清凉剂,是人类社会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的较好的治世原则。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的哲学……它完成了或者说极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等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然而中国传统哲学与此不同,儒家认为研究“天”(天道)不能不知道“人”(人道);同样研究“人”也不能不知道“天”,这就是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宋儒程颐说:“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遗书》卷一八)照儒家哲学看,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更不能把“天”、“人”看成是一种外在的对立关系,不能研究其中之一而能够不牵涉另外一个。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天道”要由人来发扬光大。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也;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朱子语类》卷一九)“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盖因“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全由“人”来彰显。如无“人”,“天”则无生意、无理性、无目的,那么又如何体现其活泼泼的气象,如何为“天地立心”。为“天地立心”即是为“生民立命”,不得分割为二。我们这里讨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天人关系”的不同看法,并无意否定西方文化的价值。西方文化自有西方文化的价值,并且在近两三个世纪中曾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人类社会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二十世纪末,西方哲学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弊病可以说越来越明显了,其弊端不能说与“天人二分”没有关系。对此东西方许多学者已有所认识,例如:1992年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开头就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因此,如何补救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弊病,并为二十一世纪提供一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之观念,我认为“天人合一”的观念无疑将会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意义。那么儒家是如何论说“天人合一”的呢?

    《论语·公冶长》中记有子贡的一段话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在《论语》中确实很少记载孔子讨论“性与天道”的话,但我们却不能说孔子没有关注这个问题。“性”即“人性”也就是关乎“人”自身的问题;“天道”是关乎“天”的法则问题,也就是关乎宇宙规律的问题,因此“性与天道”就是“天人关系”问题。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在郭店出土的竹简《成之闻之》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孔子这句话的注脚:“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其生而未有非志。次于而也,则犹是也。”这意思是说,圣人与中材的人在人性上是相似的,他们生下来没有什么不同,中材以下的人,情况也是一样。所有的人其本性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后天的生活环境中才有了不同。在这里,孔子并没有说人性是“善”还是“恶”,或如一张白纸,“无善无恶”,因而以后的儒家才有了对“人性”的不同解释。那么“人性”是怎么来的呢?《中庸》中说:“天命之谓性”。“人性”是由“天”赋予的。郭店竹简有句类似的话:“性自命出,命由天降”。这里的“命”是指“天命”之“命”。“命”是由“天”降的,它是由“天”决定,非人力所能及,因此“天命”是一种超越的力量。在中国古代对“天”有种种看法,儒家孔孟一系大体上认为“天”不仅是外在于人的一种超越力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而且是内在于人的一种支配力量,“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即是能依据“天”的要求而充分实现由“天”而得的“天性”。所以“天人合一”一直是儒家的基本思想。郭店竹简《语丛一》中说:“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知道“天”(宇宙)的运行规律,知道“人”(社会)运行规律,合两者谓之“知道”。知“道”然后知“天”之所以为支配“人”的力量(天命)之故。所以《语丛一》中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易》是讨论“天人合一”问题的。王夫之在《正蒙注》中说:“抑考君子之道,自汉以后,皆涉猎故迹,而不知圣学为人道之本。然濂溪周子首为太极图说,以究天人合一之源,所以明夫人之生也,皆天命流行之实,而以其神化之粹精为性,乃以为日用事物当然之理,无非阴阳变化自然之秩叙,而不可为。”王夫之这段话可说是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较好的解释。“人道”本于“天道”,讨论“人道”不能离开“天道”,同样讨论“天道”也不能离开“人道”,这是因为“天人合一”的道理既是“人道”的“日用事物当然之理”,也是“天道”的“阴阳变化自然之秩叙”。这样,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就有着重要的哲学形上的意义。这种把“人道”和“天道”统一起来研究是中国儒家学说一个特点。这一哲学思维模式正因其与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不同而可贡献于人类社会。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从对宇宙自身和谐的认识出发,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它提示了一种应该遵循的规律,人应该效法地,地应该效法天,天应该效法“道”,“道”的特性是自然而然的(“道”以“自然”为法则),也就是说归根结底人应效法“道”的自然而然,顺应“自然”,以“自然”为法则。“(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为什么要效法“道”的自然而然呢?这是因为老子认为,“人为”和“自然”是相对的,人常常违背“自然”。人违背自然,人就会受到惩罚。所以老子说,作为宇宙规律的“道”,由于它的特性是“自然无为”,它对天地万物并不命令它们作什么,人就更加不应该破坏自然了。比老子晚一些的道家哲学家庄子,他提出了“太和万物”的命题,意思是说天地万物本来存在着最完满的和谐关系,因此人们应该“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人应该顺应“天”的规律,按照五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以适应自然的要求。为此,在《庄子》一书中特别强调人应顺应“自然”,如他说:“顺物之自然”,“应物之自然”等等。他认为,远古时代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时代,那时人类社会是“莫之为而常自然”,不做什么破坏自然的事,而经常是顺应自然的。在《庄子·应帝王》中有一个故事:

南海之帝为■,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这个故事看起来极端了一点,但其所要表达的思想则非常深刻。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决不能对自然无量的开发,把自然界开发得成一个死寂的东西,人类如何生存?而当今的现实情况,正是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过量开发,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臭氧层变薄,海洋毒化,环境污染,已经严重的威协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家的“祟尚自然”的理论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人之所以不应该破坏“自然”,是基于“道法自然”这一基本思想。“道”在老庄道家学说中是一最基本概念。老子认为“道”无名无形而成济万物,庄子更进一步认为“道”无有无名而物得以生。照他们看,“道”不是什么具体的事物,但它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是超越天地万物的本体,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但“道”是“天下母”、“万物之宗”;庄子说“大道不称”,但“行于万物者,道也”。正是由于“道”无名无形(甚至是“无有”),它才能是天地万物存在之根据。但“道”又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所以老子说“道”是“众妙之门”,庄子说“道”“无所不在”,这种“道”“器”不离、“体”“用”合一的观点,正是“人”法“道”得以成立的根据。作为思维模式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表述。就这点看,道家在思维模式上与儒家颇有相通之处。因此人应该按照“道”的要求行事;而“道”以“自然无为”为法则,故人应祟尚“自然”,行“无为之事”。老庄的“顺应自然”的学说实是建立在以超越性的“道”为基础的哲学本体论之上。同时,老子又为中国哲学建构了一种宇宙生存论的模式,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对这段话向来有不同解释,但它说明老子认为宇宙是由简单到复杂的分化过程,则是众多学者都可以接受的看法。照老子看,宇宙的原始状态是一和谐的统一体,正是由于分化使之越来越复杂而离开“道”越来越远,因此人应该“反本”、“归根”,返回到“道”的原始状态,这样才可以清除“人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弊病。道家的宇宙生成论思想也正是要求人们顺应自然的哲学基础。这就是说,老庄道家的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对中国哲学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研究道家思想大概应该注意它对今日哲学的合理建构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从以上分析看,我们也许可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建立在修德敬业基础上的人本主义,它可以对人们提高其作为“人”的内在品德方面贡献于社会;道家思想是一种建立在减损欲望基础上的自然主义,它可以对人们顺应自然、回归人的内在本性方面贡献于社会。儒家的“仁论”和道家的“道论”哲学以及它们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同样可以贡献于今日人类社会。这就是说,中华文化不仅可以在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都可以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就其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形上层面也会对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如果夸大儒家思想的意义,其人本主义将会走向泛道德主义;如果夸大道家思想的意义,其自然主义将会走向无所作为。同样,如果中国哲学家不认真吸收西方哲学的重知识系统、重逻辑分析的精神,从西方哲学这个“他者”来反观自己的哲学问题,那么它就很难克服其一定程度上的直观性,也很难使它开拓出一个更高的新层面。因此,我们必须给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以适当的解释,使之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当今人类社会各民族、各国家大概都能从其文化传统中找到某些贡献于人类社会的资源。不过各民族、各国家都应看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只能在某些方面作出贡献,而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中国文化作为世界多种文化的一种,我们应该清醒地给它一个适当的定位。中国文化要想在二十一世纪走在人类文化的前列,必须在充分发挥其自身文化内在活力的基础上,排除其自身文化中的过了时的、可以引向错误的部分,大力吸收其他各种文化的先进因素,使我们的文化“日日新、又日新”而不断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在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和人类终极关切的哲学问题上作出贡献,这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福祉。


          二000年十月二十四日完成初稿, 十二月四日修改定稿

                     摘选自《跨文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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