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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名相范仲淹曾是自费生
学习范公忧天下，留得正气在人间
《范仲淹解读》有感
翟智高
故乡伊川，有中华第一名相伊尹，有名相楷模范仲淹。在与众多好友相聚，耳闻目睹家乡巨变，着实令人倍感振奋。更使我感动的是，吾友范红玮，在县某部任要职，在公务繁忙、百事缠身之中，仍笔耕不辍，挤出星点时间，或假日不休，或开夜车不眠，竞写出了洋洋洒洒数万字的《范仲淹解读》，因积劳成疾，竟因病而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翻看着厚厚的文稿，我被书中那引人入胜的丰富内容所吸引，不由思绪万千。 范仲淹思想研讨会资料图 范红玮（左1，）
范仲淹是宋代的贤相名臣。人们知道范仲淹，很多人是因他所写的《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长眠于洛阳伊川的万安山，往往被伊川人引为自豪。但范仲淹其人其事，详为知之者就不多了。
《范仲淹解读》将有关范仲淹的历史文献，时代背景，文物遗存和范园的历史与现状等，进行了系统的搜罗整理。作者对有关资料严加校勘，反复推敲，力求精当、准确。对许多传闻中的讹误尽量予以澄清。使人们在读这本书时，能够了解真实可靠的历史背景和事件由来。对了解历史，从更深层次认识范仲淹有重要意义。
我曾多次拜谒过范仲淹的墓园，但墓园中究竟埋有几位范仲淹的亲属？墓园的规制、变迁情况等，一直没有机会了解清楚。很多资料虽有记述，但不甚详细，有的还有讹误。《范仲淹解读》一书对此进行详实的介绍，具有很高史料价值。
范仲淹墓园与传统葬式不一样。按传统葬丧礼仪，儿孙应在祖辈的下方，而范园的布局却是儿孙在上方。有人给这种葬式起名为“携儿背孙”。实际上这种墓葬排列方式早已有之。例如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就将自己的坟墓选在邙山北坡下边的黄河边，儿孙们逐渐葬在高处。这种“步步高”的坟陵布局，用心良苦，非常人能理解的。
在范仲淹墓园的东邻，有唐代名相姚崇墓。再向东的万安山主峰一带，《水经注》记“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范园以西和以北，据考古材料和史料记载，还埋葬有唐代名相裴度、裴遵庆、张说等。但这些名相的墓园已荡然无存，而独留范园，这可能与当初范仲淹与这些名人为邻的意愿不会相合。但历史就是历史，由不得人们自己去安排。
范仲淹是大家公认的正面人物。虽然处在封建专制皇帝当家的时代，但他却利用自己手中少的可怜的权利，尽一切努力为国家为人民去筹划，去奋斗。为此他曾多次被贬官，但他刚直不啊，清正廉明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他的无数感人事迹，千百年来盛传不衰，很值得今天的人们去学习、思考和研究。
早在上学读书时，范仲淹因家贫，常食粥。他将大米、小米混在一块煮成粥，放在盆中经一夜凝固成块，用刀切成四份，早晚取二份充饥，如此过了三年。他有一个同学是留守的儿子，回家将范仲淹的困境对当官的父亲讲了，得到同情。这个同学将官府的食物带给范仲淹，但他却不吃。同学说，我父亲听说你生活困难，特地让我捎些食物，你为什么不吃？范仲淹说，我很感谢你们的厚意，但我吃粥吃惯了，如果今天吃了你带的美味佳肴，以后再见了粥我就吃不下去了。
我们常说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高尚的思想情操。他这种胸怀天下的情操，早在少年时代就表现出来。他曾随改嫁的母亲到山东朱家，后又回到族籍苏州复为范姓。他购得一处宅基地，有风水先生看后说，这是块风水宝地，“会出当世卿相”。范仲淹听此言后说，要是真能如此，我不能一家私用，应让家乡的学子都能有当卿相的机会。于是，他毅然将这块宅基地捐献给地方作为学校，后来，这里成了有名的苏州学府。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范仲淹举进士第，先后任参军、盐官。对当时天下事，敢奋不顾身激言议论。时宋仁宗母刘太后称制听政，已官至秘阁校理的范仲淹直言上书，请刘太后还政于仁宗，被贬河中府、陈州。吕夷简为相，官员升迁，多走吕夷简的门子。吕来者不拒，纳贿授官，只认银子，不论材干，任用私人，排斥异己。以致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官员比宋真宗时增加一倍，冗官冗费严重。
范仲淹忠直，比不过老奸巨猾的吕夷简。从小事上，可看出吕的奸滑城府。有一次，吕的妻子去宫中朝见皇后，皇后说：“皇上好食糟白鱼，但宫中没有，你们家在寿州，当有这种特产。”吕家收受有很多这种东西，吕夫人欲向皇宫献上十箱。吕夷简说，皇帝家没有的东西，咱臣子家咋会有？有也不能献十箱，送两箱就足行了。
有一次，仁宗皇帝病愈召见吕夷简，派人催吕进宫。使者催马快行，他偏慢行，以至宋仁宗等了很长时间。见面后皇帝问吕夷简：“我久疾方平，喜与卿等相见，而迟迟来之，何也”？吕夷简说，陛下身体欠安，宫中内外皆忧。今召我，如急驰而来，怕人说宫中是否出了大事，引起惊扰。由此博得皇帝欢心。
范仲淹任职国子监、迁权知开封府时，对吕夷简结党营私、网络朝臣、独霸朝纲予以揭发。他画了一幅《百官图》，详列吕夷简门下官员的姓名，官衔等，上书朝廷。吕夷简依仗权势，反而污蔑范仲淹、尹洙、欧阳修为“朋党”，以至三人均被贬远谪。
但仁宗皇帝对范仲淹的忠直记在心头。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以来，西夏强盛，不断侵宋。仁宗召范仲淹为陕西都转运使，很快又升为龙图阁大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延安知府，与韩琦一道主持对西夏的防务。筑城塞、兴营田、通互市。用兵有方，西夏不敢扰边。
范仲淹用兵，遵《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他命人日久操练，养兵蓄锐，但不准轻易出击。夏兵闻之，相互告诫说：“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
范仲淹曾用黄金铸一个笺筒，饰以各种宝物。朝廷的文书、圣旨、任命书等，均贮在其中。有一个老兵将这个金筒盗去，范知而不究。有人为范仲淹题诗曰：“甲兵十万在胸中，赫赫有名震犬戎。宽恕可成天下事，任他老卒盗金筒。”
公元1043年，宋军驻好水川（今甘肃隆德甜水河）将领任福，不服从范仲淹、韩琦的节制，擅自出兵，被西夏打败，损失惨重。朝廷以范仲淹曾给西夏主元昊去过书信，韩琦是主帅对任福节制不力为由，罢免范、韩二人招讨副使之职。翰林学士、陕西体量安抚使王尧臣上书仁宗：“此二人天下之选，其忠义智勇，名动契丹。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有违节度以致败，尤不可深责主将。”于是仁宗复范、韩二人官职，并实行宋夏议和。宋朝每年给西夏白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北辽也乘机索要关南十余县，宋朝派富弼去谈判，富弼坚决不割地。最后，以每年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求得和平共处。
由于官员繁冗、银俸巨费，加上给西夏、辽国的议和增币，宋朝财政空虚，不得不加紧盘剥压榨人民，社会矛盾突出，农民起义不断。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枢密副使，拜参政知事。范仲淹联合富弼、欧阳修等，提出十项新政措施：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被仁宗颁行全国，称为庆历“新政”。
这项旨在改革吏治，限制官僚地主阶层特权的改革举措，首先对全国诸路的监司开刀。对那些没有什么本领的监司。范仲淹拿起官册簿，见到庸官，就一笔勾去姓名，接着又勾下一个。富弼对他说，“你是参政，仅一笔了之。这个人罢了官，一家人都会哭的。”范仲淹说，这些无用的东西，“一家哭不如一路哭”，全部罢免去，对国家更有利。于是将他们全部除名罢官。
“新政”自然引起那些只图官位俸禄，不为国为民谋利益的官僚阶层的反对，执行不到一年就失败了。范仲淹被贬职，先后到汾州、陕西、邓州、杭州、青州等地任地方官。范仲淹说，我每天晚上睡觉前，即回顾一下当天吃喝开支和当天所办的事情，如果办的事情与朝廷俸禄相称，就会安然睡一夜。不然的话，会一夜不安眠，第二天必须要多做事，以弥补昨天的不足。由于为官清廉，许多地方立祠、画像纪念他。
范仲淹喜欢弹琴，平日常弹“履霜”一曲。人们就给他起了个“范履霜”的雅号。“履霜”一词出自《易经·坤卦》：“履霜坚冰至”。意思是当脚下的土地有霜出现时，应该预见到严冬冰天雪地不久会到来。勉戒要防微杜渐，居安思危。
范仲淹以节俭治家。其子范纯仁结婚娶媳妇，女家提出用丝绸作帷幔，范仲淹不同意。他说，丝绸是铺张浪费之物，怎么能作帷幔。我范家素清俭，怎能以此乱我家法。要是把这些东西带到我家。我非把它在当院烧掉。
宋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范仲淹60岁时，有人劝他在当时的西京洛阳治府第、修园林作为逸老之地。他说，一个人只有为理想奋斗的时候，才是最大的乐趣。人的肉体不能永存，居室更不用说了。我已六十岁了，还能活几天？要是再去治府第、建园林，准备啥时还能住呢？﹖洛阳有的是各式园林，就是皇帝也没有时间常去游览，我去这些地方游玩，不是照样可以安享晚年么？
在范仲淹墓园中，有欧阳修撰文，宋仁宗撰额的《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褒贤之碑”。欧阳修治学严谨，做文章务求精益求精。每写文章，草稿出来后，即粘挂在室内墙壁上，反复推敲修改，有的文章甚至改得不留原稿一字。正为此，他留给我们的这篇“褒贤之碑”，无疑是下了一番大功夫的杰作。但经历了千年的风雨后，碑文已难以看清，海内外前来拜谒范园者，往往因为看不清碑文内容而倍感遗憾。《范仲淹解读》将“褒贤之碑”的碑文认真勘校，全文刊载，并详为释读，真可为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人们知道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中的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乐之酒也”。而记不得欧阳修与范仲淹有生死之交。当范仲淹上书朝廷，为国事直言，却遭被贬。谏官高若讷本应依法替刚直不阿的范仲淹说话，但他却放弃行使谏官应有职责，依附权贵，装做无事人。欧阳修仗义直言，作《与高司谏书》，斥责高谏官说，你现在还有脸称为谏官出入朝廷在百官面前行走吗？真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当然了，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官，但他与范仲淹的深厚友谊由此可见一斑。所以，欧阳修为范仲淹写的墓志铭，不是普通的应酬之文，而是有深刻的政治历史背景和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值得阅读和研究。
我曾陪《大河报》“厚重河南”记者李云海、许笑雨两位先生到范仲淹墓园采风。“范仲淹缘何葬伊川”一文在《大河报》上整版发表。文中讲到范仲淹将母亲葬于伊川，是受了姚崇将母亲葬于此的启示。这种提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范仲淹对伊川风土人情的向往。
伊川是商代名相伊尹的故里。在《孟子》一书中，记载商汤五次去聘请伊尹。伊尹认为，与其自己在乡间乐尧舜之道，不如去帮助成汤成为尧舜之君，实行尧舜之道，让天下老百姓都享乐太平。孟子高度赞誉伊尹这种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情操。范仲淹当然愿意与伊尹比邻为伴。
范园附近所安眠的姚崇、裴度、张说等唐代宰相，在历史上都是有作为的贤相，都有着与范仲淹类似的大起大落的经历，所以范仲淹愿把最后的归宿选定在与这些贤相为邻。
从范园向东看，万安山主峰两个山头，傲然挺立，恰似两个仰天长啸的巨型神兽。从这个神兽身边发源的河水，弯弯曲曲向西从范园南流过，然后汇入伊河。这条河现在叫曲水河，有说范仲淹墓园原来是皇帝选定的陵区，因“曲水”之名不吉利，才赐给范仲淹。
其实，“曲水河”原名叫“来儒水”。“儒”是“文雅，有学问，有修养”的代名词。儒水流域在夏代属“纶氏”邑，这里有斌轮城遗址，夏代第五代国君少康曾隐居于儒水，“邑诸纶”， 发明杜康酒，联络夏众，复兴夏朝。离范园不远处的南寨夏文化遗址，出土有大量少康时代遗物。范仲淹慕夏人故地民风淳朴，选长眠之地于万安山嵩山之阳，也自在情理之中。
范园是范仲淹留给洛阳伊川的一份宝贵历史文化遗产。范仲淹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范仲淹解读》对范园以及范仲淹的身世等方方面面都给予了详尽的介绍，相信人们读后会得到很多启迪，获得许多有关范仲淹的知识。如果读者能通过读这本书使自己的灵魂受到触动，思想得到升华，作者所写的《范仲淹解读》一书也算没有白费心血。
与范仲淹同朝为官者很多，同时代的名人也不少。但今天我们能记住的名人只有范仲淹、欧阳修、包拯、司马光、程颢、程颐、邵雍等少数几位。他们留给后人的印象，并不是因为他们当过宰相或被尊为圣人。而是他们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刚直不阿、不畏权势、为官清正廉明、为真理而顽强奋斗的精神风貌。那个时代的封建官僚多如牛毛，甚至包括皇帝在内，碌碌无为，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混日子是他们的本领。这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寄生虫们，后世从他们那里不会得到任何有益的教诲和启示。
如果说范仲淹是因为当过参政知事（副宰相）才有了名望。那么，同时代居此官位的很多，有几个能像范仲淹那样受到千古传颂？那些居官即贪得无厌、家财巨万的权臣，他们费尽心机搜刮的那么多财富还不都成了过眼云烟。他们到世界上过一趟，留下的仅只是尘土而已。有几个不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
《范仲淹解读》为我们了解范仲淹提供了难得的史实资料。对教育下一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弘扬民族正气，鼓舞人民团结奋斗，增强爱我中华自信心，建设美好家园是难得的好教材。
我愿借李白《将进酒》的诗韵，并作以改动，作为本文的结束：“人生得意须自强，莫待鬓白空悲切”。“天生我材必有用，为国为民是真材”。“古来官宦多如毛，唯有清正留其名”。“学习范公忧天下，留得正气在人间。”
甲申春于北京 参考阅读 千古名相范仲淹曾是自费生
宋朝的学校可以分成小学和大学。在宋朝，正常标准是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小学主要学基础知识，例如认字，练字，学习《三字经》（成书于宋朝）、《百家姓》（成书于宋朝）、《千家诗》（成书于宋朝）、《千字文》（成书于南北朝）等启蒙读物，接触《论语》、《孟子》、《易经》、《春秋》等儒家经典，附带学一些诗词韵律和计算技能；到了大学，开始深入学习儒家经典。 有小学，有大学，那中学哪去了呢？对不起，宋朝没有中学。事实上，整个古代中国都没有中学，人们读完小学，就直接读大学。 因为没有中学，所以小学的就读时间就变得很长，少则五六年，多则十几年。因为小学就读时间长，所以宋朝的小学生年龄差别就很大。宋徽宗在位时，首都开封国立小学共有一千名学生，年龄最小的才六岁，年龄最大的竟然有三十三岁。为什么会有三十多岁的小学生呢？一是因为有的学生入学很晚，十几岁才上小学；二是因为有的学生程度太差，学十几年还不能学完基础知识；三是因为当时的小学生并不仅仅是小学生，还包括很多相当于中学生的“小学生”。 
《村童闹学图》 仇英 如果按照出资人来划分，宋朝学校又分为官学和私学。官学是政府办的，政府出资（也接受私人捐赠），非常正规，有严格的经费预算和指标限制，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私学是民间办的，私人出资（某些私学会得到官府补贴），包括学界大佬和退休官员创办的书院，包括地方士绅创办的义学，包括有钱之家内部搞的家塾，也包括在城市和乡村里星星点点的私塾。 按照行政等级划分，官学还可以细分成直属于朝廷的太学、国子学、四门学，以及各府管辖的府学、各州管辖的州学、各县管辖的县学。 跟现在比，宋朝官学的规模很小。宋徽宗在位时，拼命扩大官学的规模，把全国二十四个省级行政辖区（当时叫做“路”）的府学、州学、县学统统加起来，再算上等级最高的太学，拥有学籍的学生总共才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二人，而且这是宋朝官学的巅峰时期，此后全国官学的在籍学生数量始终在十万人以下。 为什么强调“在籍学生数量”呢？因为宋朝官学里还有一大批学生是没有学籍的。没错，他们在太学、府学、州学、县学里读书，但是并没有被官府统计在册。因为没有被官府统计在册，所以他们享受不到官府的补贴，他们是真正的自费生，平均开支自然要比在籍学生多一些。 千古名臣范仲淹，当年曾是自费生 比如说，范仲淹年轻时就是一个自费生。 范仲淹两岁丧父，他母亲带他改嫁到一户姓朱的有钱人家。两岁大的孩子，当然没有记忆，他在朱家长大，在朱家的家塾里读书，一直以为自己就是朱家的子孙。直到二十岁那年，他劝朱家的两个同辈兄弟不要铺张浪费，人家非但不听，还嘲笑他：“吾自用朱家钱，何预汝事？”（南宋楼钥《范文正公年谱》）俺们花的是俺朱家的钱，跟你这个外姓有啥关系？听闻此言，范仲淹大惊，开始调查自己的身世，才知道他不姓朱，而是姓范。 知道了身世以后，范仲淹不齿于寄人篱下，背上书箱离家出走。他母亲跑出来追他，他说：“母亲不要担心，儿子可以自立，等儿子金榜题名那天，再回来接您。” 然后范仲淹单枪匹马来到当时的南京应天府，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凭借优异成绩考进应天府的府学。那一年，他二十三岁。 
范仲淹 范仲淹在商丘官学昼夜苦读，学到打瞌睡，就用冰冷的井水来提神。他脱离了朱家的供养，断绝了经济来源，所以衣食拮据，生活上十分节俭。根据宋人笔记《东轩笔录》记载，范仲淹自做自吃，一天只吃两顿饭：每天睡前熬一锅粥，第二天早上，粥会凝结，他切成四块，用布包起来，带到应天府学，上午吃两块，傍晚再吃两块。冷粥寡淡无味，他只能用咸菜疙瘩下饭，天天如此。 二十六岁那年，范仲淹得到应天府学的推荐，进京参加礼部考试，顺利通过；第二年又参加殿试，金榜题名；第三年参加“铨试”，也就是国家公务员选拔考试，再次通过；二十九岁那年，他获得了做官的资格，被派到安徽亳州做官，将母亲接到了任上。 后来范仲淹当上大官，用积攒的俸禄在祖籍苏州买下几千亩地，为苏州范氏家族创办了一所义学，让所有该入学的范家子弟都能免费入学。 范仲淹的故事非常励志，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年他在应天府学读书时，完全是自力更生解决伙食问题的。按照宋朝的教育制度，府学里的在籍学生除了学费全免，还能享受免费伙食，甚至还有“灯油钱”、“薪炭钱”之类的生活补贴。如果过日子节俭一些，不但不用花自己的钱，甚至还能把一部分补贴省下来寄给家里人。可是范仲淹呢？每天两顿饭，自做自吃，过着冷粥就咸菜的艰苦日子，为啥？因为他没有学籍，因为他是一个自费生，享受不到免费伙食，领不到生活补贴。 《宋史》里描写过官学里的自费生现象：“有司拘以定额，士游学校不被教养于学者，尚多有之。”有关部门受指标限制，学生数量一满，就不再给新来的学生注册学籍了，所以就有很多自费在官学就读的学生。 宋朝官学的学籍指标很少，还拿宋徽宗在位时举例，每个县只能有一所县学，每所县学的学生定额是三十人到五十人；每个府也只办一所府学，每所府学的学生定额是一百人到一百五十人。超过这些定额，只能自费。 那为什么不多办一些官学，多预留一些定额呢？原因很简单：办学需要花钱，养学生需要花钱，宋朝官府财力有限，能在全国范围内养十几万公办学校的学生，已经很不易了。 穷学生几百文能吃饱，富学生几万文不够花 现在我们来估算一下，范仲淹这个自费生在应天府学就读时能花多少生活费。 前面说过，范仲淹每天只吃两顿冷粥，用咸菜疙瘩下饭。那时候，他二十岁挂零，正是能吃的时候，按照宋朝成年男子的正常饭量，每天大约要吃掉两升米，把咸菜算进去，总共相当于三升米。 北宋中叶正常年份，一升米售价三文钱，三升米就是九文钱，一个月三十天，吃饭这方面的开支总共不到三百文。拙著《君子爱财：古代名人的经济生活》考证过北宋中叶铜钱的综合购买力，一文钱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八毛，三百文就是两百多元。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其他开销的话，范仲淹每月生活费最多两三百元就够了。 当然，范仲淹除了吃饭，还要穿衣、看病、购买纸笔。这些开支过于琐碎，很难统计，不过我们可以间接推算。查宋神宗在位时建康（今南京市）府学的补贴标准，每名“上舍生”（在籍学生当中成绩最优异的）每月可以领到三百文的生活补贴，每名“内舍生”（在籍学生当中成绩中等的）每月可以领到两百文的生活补贴。如果范仲淹想按“内舍生”的标准去生活，只需要在每月两百多文的饮食开销之外再加上两百文钱，总共也就是四百多文而已，折合人民币大约四百块钱。 如果是家境富裕、生活奢侈的学生呢？那开销就大了去了。南宋中叶，一个名叫罗大经的学生进太学读书，发现一些太学生花钱大手大脚，嫌公共食堂的饭菜不好吃，自己花钱请厨子，偶尔还去外面酒楼聚餐：“亭榭帘幙，竞为靡丽，每一会饮，黄白错落。”房间布置得非常豪华，宴席上用的都是金银器皿。 南宋中叶通行纸币，通货膨胀现象严重，一顿上好的宴席就要花几百贯，也就是几十万文。按照综合购买力折**民币，即使以一贯纸币只等于人民币十块钱估算，聚餐一次也要造掉几千块钱。 宋朝斥资兴办官学，是为了培养人才，不是为了培养只会花钱的废物，所以太学和府学里都有频繁的考试。每月一小考，每季一大考，每年一终考，以成绩划分等级，成绩好的学生成为“上舍生”，成绩差的学生成为“外舍生”，成绩中等的学生成为“内舍生”。上舍生和内舍生的补贴高，外舍生的补贴低，甚至不给补贴。 我们可以推想一下：范仲淹学习那么刻苦，考试成绩必定优异，他刚进应天府学时确实是自费生，可是他每次考试都得优等，府学领导也许会高看一眼，破例给他注册学籍，让他得以享受上舍生或者内舍生的生活补贴。（北京青年报）
参考阅读2 范仲淹生平简介 范仲淹幼年的生活十分贫困，2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东）的朱文翰，从此他改姓朱，名说。长大后知道自己的身世，他发愤自强，赴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书院求学。他昼夜苦学，有的史书称他“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考中进士，出任广德军司理参军。两年后，改任毫州（今属安徽）集庆军节度推官，上表恢复姓范。
范仲淹所生活的时代，正处在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吏治腐败，财政危机，农民与士兵不断揭竿而起。边境上，契丹与党项结成犄角之势，不断南扰东犯。
年轻的范仲淹深切了解当时官僚政治的腐败和下层百姓的疾苦，多次上书议政，希望革新政治、富国强兵。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于泰州监西溪盐仓，上书指出武备废弛、官吏冗滥等时弊。天圣五年（1027），他又写了洋洋万言的《上执政书》，认为武备不坚，内外奢侈，国用不足，缺乏贤能官员，天下危机四伏，形势十分严重，必须进行变革。范仲淹的意见虽未被采纳，但给宰相王曾等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年后，范仲淹被调入京城任秘阁校理。他刚直不阿，几次因忤逆权贵而被贬为地方官。仁宗登极后的前几年，章献太后（刘太后）垂帘听政。天圣七年，范仲淹上疏太后还政于仁宗，被出为河中府通判，移陈州。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擢右司谏。时仁宗与皇后不和，决意废后，并得到宰相吕夷简的极力支持，范仲淹和一些台谏官员至政事堂质问宰相，并准备与他廷争，被出为睦州（今浙江建德）知州。六月，改任苏州知州。景祐二年（1035）十月因在苏州兴修水利有功，范仲淹被召回朝为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随后改任权知开封府。次年，因不满吕夷简擅权营私，他将京官晋升情况绘成《百官图》进呈，又写了《帝王好尚论》、《选任贤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等四论。吕夷简大怒，在皇帝面前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同年五月，出为饶州（今江西波阳）知州。年轻官员余靖、尹洙、欧阳修愤而为范仲淹鸣不平，也被出为地方官。时人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为“四贤”。
范仲淹先后任亳州、泰州、河中府、睦州、苏州、饶州、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等处地方官，同情百姓的困苦，施政以养民为先，将发展生产放在首位。
在泰州任盐官之时，他目睹这一带海潮泛滥，吞没大片良田庐舍，对百姓生命和生产构成严重威胁，遂上书朝廷，极力主张修筑海堤。在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支持下，范仲淹被任命为兴化县（今属江苏）县令，主持修筑捍海堰。在范仲淹、张纶等人的努力下，在天圣六年（1028）修成一条总长150里的捍海堰。从此，泻卤之地化为良田。两千多外逃户陆续还乡，农业、煮盐业等稳步发展。滨海人民为表达感激之情，将捍海堰命名为“范公堤”。
景祐元年（1034）九月，苏州大水，农田积水难以排泄。知州范仲淹上书朝廷要求疏五河，导太湖之水入海。他亲自主持了疏浚工程，使苏州绝大多数地区排除了积水，恢复了正常的生产。
景祐五年（1038）十月，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此后，宋夏血战数年，宋军每战必败，处于挨打的局面。范仲淹改任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不久改命为陕西都转运使。康定元年（1040）五月，夏竦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和韩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
延州（今陕西延安）北面三十六处堡寨全被西夏荡平，形势相当危急。八月，范仲淹自请兼知延州。他首先淘汰老弱，将1.8万名士兵分为6将，每将3000人，指定专人负责训练，军队战斗力大为提高。又修复城寨，招还流民垦荒，募商贾贸易，将延州建成了战备充实的军事要塞。同时，他上书朝廷提出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认为宋军“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西夏军队人数虽少，但战斗力较强，尤其是骑兵。范仲淹反对轻率冒进，主张坚壁清野，进行持久的防御战，但未被朝廷采纳。康定二年（1041）二月，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之战(参见好水川之战)，次年闰九月的定川寨（今固原西北）之战(参见定川寨之战)，宋军都战败，各有数千将士战死。
庆历二年（1042）十一月，宋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总四路之事，由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的范仲淹与秦凤路韩琦、鄜延路庞籍分任，以协力加强西北边防。
范仲淹等人确定了以防守为主，攻守结合的正确战略。一方面筑寨，加固边城，作为屏障，另一方面选将练兵，招募善于骑射的当地百姓以补充军队，又招还流民兴垦营田，作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
宋夏交界处散居着不少骁勇强悍的羌族部落，是宋夏双方都在积极争取的一股力量。范仲淹亲自巡视诸羌，与之约法三章以共同对付西夏。蕃部纷纷归附宋朝，西夏逐步陷于孤立。
范仲淹居边三年，与士卒同甘共苦，宋朝的防御力量大为加强。庆历四年（1044）五月，宋夏达成和议，元昊削去帝号对宋称臣，自号夏国主。由此恢复贸易，宋每年赐夏银7.2万两、绢帛15.3万匹、茶3万斤。
庆历年间，内忧与外患交相侵迫。庆历三年（1043），士兵王伦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发动起义，陕西商州张海、郭邈山领导饥民起义。有识之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求变革，以挽救统治危机。仁宗开放言路，擢用欧阳修、余靖为谏官；同年四月，名扬边陲的范仲淹、韩琦任枢密副使；七月，又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改革。
宋仁宗敦促范仲淹等人拿出变革方案。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上《十事疏》作为系统改革的基本方案。十事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仁宗悉用其说。范仲淹提出的十事，绝大多数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时称“新政”，史称“庆历新政”。
政治上，限制恩荫，惩办贪官，严格按政绩考核官员。改革科举考试，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教育的内容除了经义外，应传授一定的基本技能，如算术、医药、军事等。立法要慎重，法令必须严格执行，取信于民。经济上，减轻徭役、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以挽救财政危机。军事上，在东京开封府地区招募民兵5万人且耕且战，既可省养兵费用，又可加强京师守卫力量。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从士兵中选拔人才。
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核心是整顿吏治。范仲淹希望通过官僚政治体制的改革，挽救宋朝的危机。
庆历三年（1043）十月，诏中书、枢密院两府选诸路转运使，张昷之、王素、沈邈分别被任命为河北、淮南、京东都转运按察使，分行各路考究官吏。又诏两府同选提点刑狱官，两府新定磨勘式即考课新法。十一月，诏大臣不得为子弟、亲戚陈乞馆职，又诏限公田。庆历四年，诏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诏降河南府（今洛阳）所属颍阳（今伊川东）等5县为镇，以减少官员以及民户负担的差役。
择官长是这次改革的重点，考核官吏，裁削倖滥。在罢黜了一批贪浊不才的地方官后，整个官僚集团受到很大震动，“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予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新政”限制了权豪的特权，侵犯了官僚阶层的利益，招致了猛烈的攻击。夏竦等人欲置范仲淹于死地。他令女奴临摹石介的笔迹，仿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信和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定的废皇帝的诏书。夏竦的阴谋虽未得逞，但范仲淹等人感到政治形势险恶。恰好此时西北形势紧张，范仲淹遂以宣抚陕西、河东，离开朝廷。庆历五年（1045）被罢参知政事职务，出为邠州（今陕西彬县）知州，富弼、韩琦也被罢枢密副使出任地方官，改革失败。
范仲淹一生在政治舞台上近四十年，先后在许多地方任地方官，业绩斐然。所到之处，他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对宋代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通过教育培养经世济民的人才，是范仲淹治国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范仲淹一生热心于教育，足迹所至，广为兴学。他曾在兴化、睦州、苏州、饶州等许多地方建立学宫，多次聘请和荐举著名学者孙复、胡瑗等到中央和地方任教。庆历年间，他将之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推广到全国，兴学运动掀起了高潮。
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范仲淹十分爱惜人才，尽最大力量发现、培养和保护人才。著名的政治家富弼、军事家狄青、教育家孙复、哲学家张载等都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
孙复早先是一介穷儒，周游求食。范仲淹发现他的才华后，一方面给他补一个学职以解决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亲自指导其学习。孙复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理学家张载年轻时爱谈兵事，希望在疆场上有所作为，身为陕西边帅的范仲淹与之面谈，认为他真正的才能不在武功，而在儒学。张载从此发愤读书，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在御夏战争中，小将狄青作战十分英勇，范仲淹大为赞叹，亲赠《春秋》、《汉书》，狄青后来成为一代名将。范仲淹先后向朝廷推荐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都各有建树。
范仲淹不仅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政治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富有才华的文学家。他的诗文或写湖光山色，优美而有情致；或叙事抒情，寄寓远大抱负。范仲淹是北宋中期诗文革新的倡导者之一，主张诗文创作要“文以载道”，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他十分推崇古越范蠡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但并无退隐之意，诗文中充满了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在词的创作上，他将边塞风景引入词的领域，描写北疆的风光和将士的豪情，开阔了词的意境。
范仲淹有《范文正公集》传世，其中多有寄寓深远、脍炙人口的佳作传世。庆历六年（1046），他降知邓州时，应友人滕宗谅之请，撰写了一篇气势非凡的《岳阳楼记》，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宽阔胸怀。其中有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之语。这一思想，不仅反映了他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范仲淹创之。
皇祐四年（1052）五月，范仲淹由青州前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赴任途中，病卒于徐州，享年64岁。宋仁宗亲书其墓碑为“褒贤之碑”，谥文正。范仲淹不仅一生清廉刚正，而且他和家人始终过着极俭朴的生活。但是，他们对寒士僚属却十分慷慨，多次解囊相助。晚年，他拿出多年的积蓄在苏州买了千亩良田，名为“义庄”，用来救济同族中的穷人。范仲淹治家甚严，长子纯祐随同父亲防御西夏，屡立战功；次子纯仁，后任宰相；纯礼、纯粹为官也都以清正廉洁著称。
参考阅读3 大河报《厚重河南(第1辑)》由大河图书编辑室编,本书做的既有好做的文章,更有难做的文章.把历史留给我们的这笔无比丰富的财富 
范仲淹缘何葬伊川！ 记者：许笑雨 网址链接 http://www.wendangku.net/doc/0b670da7e87101f69e3195c6.html http://www.hlwh.net/html/c70/2006/1220/992.html
范仲淹墓园的历史之谜之一 许笑雨 真是惭愧！写了半年多的“厚重河南”，竟不知道伊川有如此丰厚的文化遗迹。临来采访时我还在抱怨，伊川除了杜康还有谁？没想到一到目的地，当地同志就给我上了一课：县城西郊的白虎山下是“二程”的墓园，“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统治了中国８００年，就是程颢、程颐这哥儿俩的杰作；城南七八公里的平等村里有邵夫子坟，邵夫子名叫邵雍，是和“二程”同一时期的理学家，他更是易学大师，应该是中国算命先生的老祖宗；离邵雍墓不远处，是被后人誉为“中国第一名相”的商代伊尹的墓地。此外，开五代纷争的朱温、唐代三朝宰相姚崇、诗人贾岛等十几位历史名人都选择伊川作为自己的最后归宿。而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文正公也葬在这里。 读过初中的中国人都能脱口而出这句“先忧后乐”的千古名言，但知道范仲淹墓地在河南伊川的人却寥寥无几。出县城向东１７公里，有一村，名叫许营，村北５００米就是范园。拜谒范园正值麦收时节，远远望去，大片金黄色的麦田中一丛翠绿点缀其间，那就是范园了。 写“厚重河南”，少不了要经常看坟访墓，时间长了，我多多少少也能看出些门道来，这里绝对是个“风水宝地”：墓园坐北朝南，背靠绵绵万安山，前临着潺潺的曲水河，西面可以近望龙门山色，东面能够远眺嵩岳少林，果真是气聚风藏的好地方。同行的翟智高先生对当地民俗文化很有研究，他指着北面连绵不断的万安山，笑着说：大山勾了头，不出王位就封侯！范仲淹的儿子果真后来当了宰相呢。 范仲淹的墓园分前后两域，南面的前域埋葬着范仲淹和他的母亲及其长子范纯佑；北面的后域是其次子纯仁、三子纯礼、四子纯粹以及一侄九孙六曾孙和两个曾孙媳妇的墓冢。公元１０３１年，范仲淹的母亲首葬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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