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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眼世间 66年，我已朦胧记事。 最初的印象，是分为两大派，我们大队分为林松彦为代表的造反派和支部书记陈建增为首的老保派（好像又叫豫西派），大部分社员通过选择参加哪一派的集会、游行或日常的言论，也基本表明自己是属于哪一派的了。有的家庭成员属不同派，在家里就辩论不断，经常闹得鸡飞狗跳了，三队的林leng儿（一直没弄清他的名字是哪个字）是造反派，他爹是老保派，爷俩没少干架。两派经常性的活动就是贴大字报、刷标语、开辩论会、游行，还会各自参加市里各自派别的大型联合活动。 两派贴大字报、刷标语、办批判宣传栏，号召宣传类的一般用红、绿、黄等彩色纸，用彩色颜料写，批判类的用白色纸，黑色字体，两派你贴你的我贴我的，但都想占领交通要道、人员活动密集处的墙面，有的直接覆盖了，也会闹出两派的争斗，有的大字报上会写明保留多少多少天，警示不要提前覆盖。一有重大活动或指示精神发布，就会铺天盖地的来一次，再配上到处新建的忠字墙、语录板、墙上喷的红绿半身伟人像，全村显眼房墙上经常都是花花绿绿，很是热闹。 两派还会进行约架式的口头辩论，我家门前当时有条东西向的小水渠，水渠北边是打麦场，南边是学校的操场，两派人员经常在晚上以水渠为界，进行交锋。我记得都是在争辩自己一派是最拥护毛主席的，辩到激烈时，双方就会发生冲突，扔土坷垃、石头、拿挑小麦用的桑木叉、矛枪（村里人读：miao子）当武器，进行互攻。有门路的弄到当时工厂里用的柳条安全帽进行防护，弄不到安全帽的也有用牛笼头（防止牛干活时吃庄稼的竹编护嘴）戴头上当安全帽。在我家院里经常听到两派是你冲过来，我再冲过去，但好像也没啥大的伤害事件。 那时候有的年轻人会带着匕首做防身用的。 两派还会各自组织自己的开会游行活动，一开会，就会用红绿纸写上口号，卷沾到细木杆上做成三角旗，基本上人手一个。我印象中，会场有卖糖葫芦、玻璃蹦蹦儿、大绿（lu）豆儿等的小商贩，说明运动开始时，对个体商贩还是比较宽松的，倒是到74、75年左右，有段时间谷水会都被撵到外院南门外坡上（老家人叫：市坡儿）了。 除过在村里的开会游行，两派都还会各自参加市里自己派的联合行动，届时，市里会有汽车来村里拉自己一派的人，去市里参加集会、活动。我知道的，村里两派都有人参与了豫西派在当时的农机学院教学楼（现在的科技大学老校区南院的六层楼，现在楼还在）被围攻数日，随后作为反击，造反派又被围在816大楼（拖厂厂区西南角，好像原来是拖学院的教学楼）。 砸816大楼是当时洛阳人都知道大事件，那时我太小，我哥跟着大人们去现场看了，回来说下边用吊车吊上铁块砸楼，楼上用浇上油的被子往下扔进行抵抗。那时还听大人们讲西安造反派用火车头来洛阳抢人，现在知道抢的是习仲勋。 唯一记得清楚的一次，是母亲带我乘来村里接人去开批斗大会的卡车，去市里给我看病，车把人拉到谷水东边老煤场北边，有个广场在开批斗会，当时我的感觉人山人海的。 当时，在村里开会或集体组织参加集会、游行，应该都是要算出工记工分的。
文革经过了开始的纷乱阶段，很快就确定了造反派的取胜局面，老保派的骨干们都躲藏起来了，直到71年林彪事件后，村里的两派大佬陈建增和林松彦作为新成立的革委会成员，很难得的共同组织了一场批斗会，弄了两个参加过国民党军所谓的历史反革命进行批斗。那时我已经上学了，在学校院里，2个被批对象被五花大绑捆的结结实实，挂着牌子，跪在地上被批斗，其中的宋祥发当场还哭了。很快，陈建增执政了，林松彦又躲藏了。到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林松彦又上台了，开始批斗陈建增，陈建增很快又躲藏了，林松彦最高当到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吧；76年底，打倒四人帮后，林松彦彻底倒台了，经过一系列揭批之后，彻底淡出了村里，他最后随老婆孩子在瀍河旭升大队安家，骑三轮车在白马寺一带卖菜，90年左右去世了。陈建增一直执政到80年代，直到退休。 当然，两派执政轮换，每一次都肯定会伴随着批斗、反攻、算账，陈建增和林松彦都受到过皮肉伤害。感觉在当时，运动一来，铺天盖地，顶过一波，很快就过去了，政策一变，很快又有新的运动发动起来了，躲过去就算过去了。 文革，留在我印象里，就是有历史问题的人家（就是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日子不好过，要夹着尾巴做人，否则容易成为批斗对象。我们大队是穷山村，没有地主成分的，富农也没几家，没被专门批斗过，遣返回村的2个右派也老实低调，也没被批斗过。文革开始时被批斗的是一个我们叫三爷的，解放前当过保长，我至今清楚的记得一次他被叫到大队部，林松彦他们让他跪在条凳上交待问题，期间，林松彦一脚把板凳踢翻，他摔倒在地还得起来重新老实跪上去。之后是游街，当时可能是公社组织的，他和其他村的几个被批对象，分乘2、3辆卡车，戴纸糊的白色高帽子，戴牌子，被押着各村游街，好像是早上接走，晚上送回来，每天中午到我们村，车靠在路边有高台的地方，他女儿给他喂倭瓜面条（他的手一直是被绑着的），过了这一段，以后就没再批他了。 再以后，一有运动，两派互相找对方派别里有历史、经济问题等尾巴、其子弟又是在派里做了骨干的人进行相互批斗，有的批斗是要捆绑带牌子下跪的，有的是在台上低头认罪。 当时农村生产队一般有队长、副队长、妇女队长、会计、保管、记工员，有个时期还有个政治队长。村民听敲钟上工，到钟前集合点集合，听队长分派任务，然后回家拿农具上工，一般都是一起劳动，也可能队长、副队长各带一帮，干不同的活路。70年有个时期，上工时队长是要抱个毛主席像（我记得是毛主席去安源）到地头安放好，学习语录之后，才开始干活的。上工期间，队长会随身带有个马蹄闹钟，上午、下午半中间有个休息时间，供哺乳期妇女回家给孩子喂奶，做饭的妇女中午、晚上可提早收工回家做饭。 每个劳动力每天出工挣的工分，是生产队定期组织开评分大会公开评议确定的，根据每个人身体、劳动态度等，确地工分，青壮劳力一天可拿10分、11分，妇女一般7、8分，学生星期天参加劳动不参与评分，由队长确定的，一般是按不同年龄段，拿4-6分。每个人一天的工分，又分成早上、上午、下午，记工员每天都要记清每个人的出工情况，每月月底是要公布出工工分结果的。其他的交农家堆肥、圈肥、厕所肥，按等级、方数、担数算工分，出工用到的架子车也是要算工分的。 文革时期，个别派性严重的生产队，生产队的干部会随着哪一派掌权进行更换，76年最严重时，很短一个时期，个别生产队两派的人各自组队干活、记工分。但闹得再严重，掌权的一派一般不会轻易断分另一派人的粮食，这一点，就如同我工作后，在工厂听老师傅们讲，文革时，发工资那一天各派休战一天，不难为对立派的人。细想下来，大家都是身不由己，个人恩怨并不大，还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都是有家有口的，都还要过日子的。 集体大呼隆劳动，效率肯定好不了，也容易引导人们偷奸耍滑，出工不出力。年终生产队独立核算，老家附近的生产队一般一个工（10分）也就是3、4毛钱左右，除去应交的粮食款等，最好的农户年底核算也就有100多元的盈余分红，劳力少的户还要倒找几十元的粮食款，并且劳力少，人口多的户，分的粮食还不够吃，到春天青黄不接时，还得想办法凑钱去谷水会上买粗粮。 再说说教育，我开始记事，就知道我们家旁边有个民中，可能是大跃进时代产生的农民中学吧，在67年左右，民中撤销，与村小学合并成了村中学。 我是70年春节后上的小学，母亲用红格子土布做的书包，衣服上还给别个毛主席像章。刚上学时书包里除了语文、算术两本课本，大人还给放入一本《毛主席语录》，入学后还交了1毛多，买了一本有塑料红皮的九大党章，当时还不认字，也就是老师带着念过几次，现在只记得里边开始有几张大会的照片。上课前把《毛主席语录》放在桌子(是用砖台垫起的长木板，一排能坐6、7个人)上，上课时，起立，右手有节奏挥舞语录，随着老师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将康”，下课一样，但喊的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直到71年底林彪外逃事件公布后，才不再带语录，喊口号了，之后像章也慢慢不戴了。 那是候学校也搞军事化，组长叫班长，班长叫的是排长，体育课叫“军体”，入了红小兵，还要自备一根木杆做的红缨枪，上学了带去放教室后边的墙角，放学了带回家，军体课时，扛着红缨枪练走队列。 每学期，学校会利用下午半天时间，组织1、2次到市里看电影，那也是我们儿时最高兴的事。学生票一般是5分、1毛，我们在红星剧院、文化宫、解放影院、矿山厂、407、拖厂俱乐部都看过电影。第一次是在矿山厂俱乐部看的《奇袭》，才知道白天也能看电影的。
当时虽然是文革时期，但课还是正常上的，一般是每天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每节45分钟，上午第二、三节中间有个大课间，做广播体操。开始几年，每周三下午老师政治学习，学生放假半天。学习没啥压力，作业都在学校完成了，课余主要是劳动。每天早上和下午放学都要割草喂猪，年龄稍大点，开始割草交队里，按斤数折合挣工分了。暑假里学生们更是成群结队专门割草了，我们最喜欢去的就是外语学院西边的靶场，能割草还能玩。开始几年，割完草都是用绳子捆了背回家，几十斤的草背着是又脏又热又累人的，偶尔也凑伙用其中一人家里有空闲的架子车，但就得要走有路的地方，还要留心看护架子车（我们丢过拉车的背带），不方便。到75年左右，兴起做简易的木独轮车，很是方便实用。 麦收期间，由家是本生产队的老师带领中小学生拾麦子，就是在收割过的麦地，捡拾零星的麦子，带回打麦场过秤折算工分。 每年深秋收红薯假是最忙的了，早期是每天生产队集体组织刨、摘，下午按各户的排号顺序过秤，后来几年是按每户人口，每天早上划分一定的面积，自家刨、摘，然后叫人来过秤。不管哪一种方式，在地里过完秤都到傍晚了，还要马上刨片、撒开、摆开，一般晚上是来不及摆开的，第二天早上还要小孩们起早去摆开（叫摆红薯片儿）。遇到阴天、下雨天，不管黑天半夜，还要赶紧收回半干的红薯片，在屋檐下，拉上细绳或铁丝，挂红薯片。进入收获后期，还要把红薯下到红薯窖里，我们小孩也要拾红薯或下红薯窖。 整体来说，文革时的学生，还是劳动为主的。但学校、老师对学生的学习要求还是严格的，74年有一段时间，学校还举办教学展、作业展，提倡学习的氛围挺重的。老师也还是喜欢学习好的学生的，我整个小学5年初中2年，学习成绩都是班里最好的，一直当班长，每学期都是三好学生（林彪事件前是五好学生），74年还作为学生代表，随公社教室代表团去偃师寇店公社下属的一个学校，参观学农先进成果，那个学校当时有养兔场、农业试验田、校办工厂（就记得是在做骡马大车）。 但很快就有了黄帅、张铁生、马振扶公社事件，又开始批教育回潮了，号召当闯将不当小绵羊。农村的学校课还能正常上，有些大一点的在市里九中、矿中上高中的哥哥姐姐回来说，教室也没人打扫、黑板也没人擦，也没人好好听讲，有的老师会用不同的彩色粉笔，自顾自的讲一节课。
现在想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教材、师资不行。当时用的是省编教材，生物课物理课以农业科、农机课代替了，主要讲异花授粉、柴油机、电动机；化学课以化工科代替了，主要讲化肥、炼铁炼钢，死记硬背个硫酸H2SO4,硫酸钙CaSO4，不知道为啥分子式是这样写。直到79年，我退级上初二，开始使用全国教材，才知道化合价、硫酸根。刚开始恢复高考那几年，考生复习主要依靠到处购买油印的高考复习资料，良莠不齐，若没有好的老师指导把控知识面，很难考出好成绩，现在说起来，最初几年的高考题，有些就是文革前高中教材上的原题。从七几年，孙旗屯公社办起了高中，按名额由生产队、大队推荐初中毕业生上高中，76年，我们村中学也开始办高中，学制2年，主要收附近半个公社的学生，老师基本就是原来教初中的，学历多数是高中、初中，个别是师范中专学历吧，按教材照本宣科没问题，想扩展知识面就很困难了，所以只办了76、77两届，高中班就撤了。我是77届，上了一年，78年开学就转到东马沟学校上初二，79年升学考试，考到当时的郊区重点中学洛阳八中，一路考上大学。
现在我们看，那时都应该是水深火热，一天也过不下去的，但现在想想，那时人们也还是很满足的，开忆苦思甜会，会讲到: 解放前刀客（土匪）横行，男子们就不敢在家睡觉（刀客行规是绑男不绑女），在野外睡料礓石头地，不敢睡死，害怕被绑票；过年馑饿死人，吃观音土；白土布用污水坑里的黑滋泥染色；日本人来时的跑反；吃盐紧张，去给日本兵用一大筐草换一勺盐。世道乱，难得攒点钱，日本来了烧钱、日本人完蛋了又得烧钱、解放了还得烧钱，民不聊生；相比较解放前而言，当时的人们感觉，虽然乱，也争斗，也贫穷，但基本上都能吃饱，孩子们还都能上学，大部分人还是能够安居乐业的，生活已经是挺好的了。 只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爷辈也有爷辈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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