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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口气，赶快送同济，同济救不活，马上转协和，协和有困难，只能找中南。
“洛克菲勒建立协和医院，旨在利用西方资本打压中医”的观点在民间流传已久，然而，通过梳理历史脉络、详细核查事实，不难发现这一谣言的诸多漏洞。协和医院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卓越规模、建国后医院管理模式的变迁，以及当前中医药企业在资本运作上的新格局，都为揭示真相提供了有力证据。
1.历史事实与人才规模首先。从时间线上来看，谣言存在显著的时间错位。协和医学堂成立于1906年，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国际卫生部直到1913年才成立。因此，所谓“洛克菲勒蓄意通过协和打压中医”的说法，在时间顺序上显然是不成立的。实际上，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协和医学堂并进行了升级建设，其公开宣称的目标是“建立与欧美同级的医学院，培养医学领导者”，这显然与“打压中医”毫无关系。
更进一步说，协和医学院的人才培养规模实际上并不足以对中医构成“打压”。从1924年协和医学院第一届学生毕业到1943年教学中断，这20年间，协和仅培养了311名医师，平均每届不到16人。而当时中国民间中医的数量以百万计，这样的培养规模连大城市基础西医的需求都难以满足，更别提动摇中医的根基了。因此，将这种小规模的医学教育解读为“打压传统医学”，无疑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误解。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谣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反科学活动家汉斯·鲁施。他在解读1949年《美国药物故事》时，擅自添加了“洛克菲勒西化中医”的内容。然而，原著中提及洛克菲勒的129次内容中，并未涉及中国或中医。这类缺乏史料支撑的说法，经过营销号“震惊体”的包装后得以广泛传播，其本质是利用民族情感制造对立。 2.建国后的管理变革。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协和医院的发展便彻底摆脱了西方资本的操控。在1949年2月，协和便成立了党支部，并在随后的一年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了医院，开启了中国人自主管理的新篇章。1953年，中共北京协和医院委员会成立，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管理体制，这一时期，众多杰出的医学家，如张孝骞、林巧稚等，都在党的领导下投身于医学事业中。此后，协和医院在党委的领导下，成为了新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人才摇篮。从解放军总医院到阜外心血管医院，从北京儿童医院到各地的医学院校，协和输送的人才在医疗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医院还积极恢复了“三基三严”等优良传统，并深入参与了针刺麻醉等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工作，充分展现了其作为医疗机构的使命与担当。因此，“西方资本持续操控”的说法与协和医院在建国后的红色发展历程完全不符。
3.中医药行业的资本现状。探讨中医药行业的资本状况，我们需关注国内外资本在中医药企业中的分布与作用。根据最新数据，尽管国内领先的中医药企业中有外资参与，但这些外资主要以市场化投资者的身份存在，并未形成对企业的实际操控。事实上，这些中医药企业的核心决策权仍然牢牢掌握在中方手中。在品牌金融发布的2024年中国中医药领军企业榜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外资持股的情况。例如，东阿阿胶、华润三九、亚宝药业等知名企业均有一定比例的外资持股，但这些比例均处于minority持股状态，意味着中方在企业的重大决策上拥有主导权。此外，部分外资通过合作或收购的方式参与中医药产业链的布局，这种行为更多是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而非试图“打压”中医的发展。例如，日本津村制药收购天津盛实百草和控股上海虹桥中药饮片，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中药材供应链资源；而三井物产联合乐敦收购余仁生国际，则是看中了其海外市场渠道。值得注意的是，陕西紫光辰济药业等企业在引入外资后，已经成功回归国资控股，进一步证明了中方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4.揭穿谣言的本质。这类谣言的传播遵循着一种典型的阴谋论框架：首先，通过树立“西方资本与东方传统”的二元对立，制造紧张氛围；接着，利用碎片化信息拼凑出“文化侵略”的叙事，进一步激化矛盾；最后，借助民族情感来放大和传播这些谣言。事实上，这些谣言往往来源于未经证实的营销号，且多采用“震惊体”标题来吸引眼球，其真正目的并非揭示真相，而是追求流量变现。为了应对这类谣言，我们需要建立两个重要的认知：一是强化史料批判意识，通过深入分析历史资料来揭示真相。例如，查阅协和医学院1917至1941年的年度报告，我们会发现其中从未出现任何贬抑中医的言论。二是深化对资本规律的理解，认识到不同领域的投资收益差异。例如，洛克菲勒在华石油业务的年利润高达200万美元，而协和医学院的累计投入仅为12万美元。这意味着相较于能源产业的高收益，医疗领域的投资显得微不足道，因此不存在所谓的“垄断医疗市场”动机。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医学的进步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中西医各有其独特价值，应当相互尊重、取长补短。那些试图通过阴谋论来制造对立、误导公众的说法，不仅违背了历史事实，也阻碍了中医药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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